十四年前，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我与几位中国和德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福利性质的精神康复医院，主要免费收治辖区范围内“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固定经济收入”的“三无”精神病患者。

上班的第一天，夏毛就被街道办事处的同志送来住院。他年龄跟我一样大，都属蛇，中等身材，长得很英俊。我跟他交谈后了解到，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双亲，被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带大，从不知父爱母爱是什么滋味。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两年前开始出现精神异常，不上班，到处惹祸，不是把别人打得遍体鳞伤，就是自己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厂里的领导不知他是病态，不仅没让他去看医生，还经常批评他违反厂规，他一气之下，写了辞职报告，竟然还被批准了。于是就成了典型的“三无”对象。“三无”已是悲惨之极了，再加上一个精神疾病，天道之不公，竟至于斯。

我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就做了精神科医生。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一个人性格中的优缺点，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我自认为自己的性格中有很多缺点，而那些缺点与我的父母在我小时候对我的娇宠有关。每当那些缺点给我带来了现实的麻烦时，我就会不自觉地在心里责怪他们，想像他们当初要是对我稍微坏一点就好了。

康复医院开展了工疗项目，为的是让病人每天有事可做，工疗产品出售，也可以使病人有一点收入。夏毛入院后，主要精神症状很快就得到控制，所以他也参加了工疗。他工作很勤奋，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资，买烟和零食是足够了。用不完的钱，则由护士给他存起来。后来工厂因多种原因关闭了，夏毛也就没了这笔收入，医院按月给他一点零花钱。他每天除了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种活动外，大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就看电视、打乒乓球或者与其他病友闲聊，倒也过得平静惬意。

我当时的工资在工薪阶层中大约处于中等，但支出过大，吃喝、交际、买书、购物、旅游等等用下来，月月入不敷出。现在，除了拿工资以外，还必须在业余时间做一些其他事情赚一点外快，才能基本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尤其是在女儿出生之后，自觉责任重大，若不能为她创造一个舒适一点的物质条件，简直忝为人父。初略一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十几年来，几乎没看过什么电视。总有做不完的公事和私事，总觉得生活得很浮躁、很慌乱，但从未打过经济上的翻身仗。工作那么多年，存款竟然是负数。大学的同学们，好多人都下海经商，有时聚在一起，谈到收入，他们多数人一个月的收入比我一年的收入还多。我不是喜欢跟别人比的人，但心里还是稍有不平衡，这个时候，我教给别人的心理调节的功夫，就要用一点到自己身上了。

夏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三餐，餐餐都是在医院的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还算可以，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家庭的饭菜和餐馆的小炒。当然比他入院前的饥一顿、饱一顿要强多了。所以他入院后很快就长胖了，本来体重比我轻，后来比我重。一年中总有几次，夏毛会说自己不舒服，肚子痛、头晕、食欲减退等等，护士们已经摸到了规律，这个时候只要给他弄点好吃的，如煎两个鸡蛋或者炒一盘青椒肉丝什么的，他一吃，那些问题就完全消失了。我对护士们说，他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更重要的是食物所代表的特殊的关心、爱护。并嘱咐护士，只要夏毛开口想要什么，就尽可能满足他。夏毛是一个很懂分寸的人，他不会总是提那些过分的要求，更不会提无理的要求。

我只有值班时才在食堂吃饭。大多时候在家里吃。有时候买菜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好像什么东西都吃厌了。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应酬，在餐馆也吃得很多，有一段时间只要一坐上餐桌就觉得恶心。看起来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际上所有那些应酬，只有一小部分是必须的，大部分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根本是自找的。我的胃肠功能一直不好，不是因为有什么病，而是因为吃得太好、太多、太乱，造成了胃肠负担过重。我在德国生活过两年，吃那里的黄油面包、猪排牛排，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经常想到康复医院的厨师做的土豆烧肉、清炒菜苔之类的东西，不禁就羡慕起夏毛来。

夏毛的生活空间，绝大部分在医院的那个小小的院落里。一年之中，医院会组织几次外出活动，但最远外出的距离不会超过20千米。院落里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但是，我一直都奇怪，那个院落也实在太小了一点，怎么就容得下那么一颗年轻的心呢？

我从大学时期开始就爱好旅游。工作之后，因为出差、学习和私事等，到过国内二十几个省，去过十几个国家，总行程加起来，可以绕地球十几圈了。十四年时间里，估计睡过一百多张不同的床。二十来岁的时候，外出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隔那么一段时间不出门，就会觉得烦闷。如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出门很是放心不下。更明显的改变是内心逐渐增加的沧桑感，使出门变成了一件苦差事。以前从不相信“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的古训，现在真是觉得，不出门的人是福人。夏毛当然就是这样一个福人了。

除了间歇的精神异常外，夏毛是一个健康的小伙子，也当然有作为一个男性的基本生理需要。但是对他来说，找一个女人结婚，是一件离现实很远的事情。我甚至不敢问他对婚姻的打算，怕刺激他、伤害他。我曾经想过，在康复医院也有跟他年龄相当、也可能需要终身住院的女性患者，是否可以在医院撮合、双方自愿和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让他们结为伴侣？但是这关系到过于复杂的医学、伦理、道德、法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我只是想一想而已，就已经感觉千头万绪，令人头晕目眩，更不要说操作了。不过夏毛有夏毛的办法，他常用温和的、象征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和女病友谈笑，甚至跟一些大胆一些的女病友动手动脚地闹着玩。这些事我即使亲眼看到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不逾越那条“底线”，不对她人构成“骚扰”，那也没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天，一位住院的女高中生和她母亲一起给我反映，夏毛专门对她说流氓话，我才开始阻止他的类似言行。我把他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让他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从那以后，他也真的没再犯。尽管我知道我必须那样做，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不安，总觉得我或者这个世界欠了夏毛一点什么，但具体欠什么，却又说不清楚。

我工作后就有女朋友，后来结了婚。我很爱我的妻子。但作为一位医生，尤其是作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我从我自己身上，从我的朋友身上，也从我的数以千计的患者身上，时时可以深刻体会到灵与肉的冲突的持久与强烈。而且，在离家的岁月里，我尝到了男人的孤枕难眠是什么滋味儿。人生在世，世事的不如意倒也罢了，最难受的是发生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战争，让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做好人也不是，做坏人也不是。人类一向自诩比其他动物高贵，这也许是对的，但谁敢说人类比其他动物幸福？

上次见到夏毛，是一周以前，星期天的早上。我好不容易在家睡个懒觉，却被电话铃声吵醒了。是康复医院的值班医生打来的，说一位住院的老太婆突然晕倒，人事不省，要我马上赶去。我立即穿上衣服，没洗脸，没刷牙，跑下楼，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康复医院。进医院的大门时，看见夏毛悠闲地站在门口，冲着我微笑，还说我长得像某著名外交官之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会跟他说笑几句，但那天实在没心情。甚至还有一些恼怒，想我忙到如此地步，你还在那里用那些无聊的话烦我。我明知他是无辜的，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却止不住那一刻对他的反感。处理完老太婆的事，我稍微静下心来，找到夏毛，递给他一支烟，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吞云吐雾的样子，都一言不发。但我知道，我心里所感受到的东西，比他复杂一千倍。

以上是夏毛和我的过去。我们的将来分别会是什么样子呢？

夏毛估计还会住在康复医院里，正像过去的十四年一样，在大的悲哀的背景下享受宁静和闲适。而我呢，随着我在我的专业领域越来越成功，日子就会变得更加地忙乱。想过安静的日子，几乎跟夏毛想结婚一样困难。对家人、朋友、病人和事业的责任，会使我在大的幸福的背景下承受压力和历经辛劳。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生活的道路很不一样，但终点却是一模一样的，都会在某一天与这个世界彻底告别，带不走一丝纱或者是一勺米。我不清楚的，而且也许永远也想不清楚的是，他和我，谁比谁更幸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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