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正性情感体验谈起

美国一位心理治疗师讲过这这样一个故事：几十年以前，一位匈牙利裔的治疗师在美国写了一本书，书中谈到了要给病人以修正性的情感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也就是说，病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了什么情感体验，治疗师就应该在治疗过程中给他相应的情感。这‘观点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以至于在其后的学术争论上，攻击对方给病人以修正性情感体验，成了一个心理治疗师能够使用的最为恶毒的语言。

这一故事给我万千感慨。主要有三点。第一，别人的心理治疗确实比我们先进很多。如果是想当然式地想想，给病人以修正性情感体验，绝对是医者无私奉献、道德高尚的表现。其实大谬不然。因为这种施舍式的方法缺乏建设性，不利于患者的人格的成长。但是这种错误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能被发现，如仅仅在理论框架里争论，那位匈牙利医生绝不会落到被众人喊打的田地。纯理论上的争论的阵型经常是一对一的。

第二，如果我们全都没有听说过这段历史，如果没有与西方国家在心理治疗领域的交流，在将来的某一天，说不定就会有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提出要给患者以修正性情感体验的观点来。因为这一观点有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比如我们经常说，要把病人当亲人，对病人的广泛关怀要无微不至，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等等。这里的每一句话，都与修正性情感体验沾边。在武汉市的一家大医院门口，一整块墙壁上写着斗大的字：“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为了一切病人。”话是写得很有气魄，但稍显大包大揽了一点，把医生的主动性夸大了，把病人完全弄被动了。我们可以试试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我们”二字，即变成：“我们一切为了病人，我们为了病人一切，我们为了一切病人。”这是典型的以医生为中心的医疗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修正性医疗服务”。

第三，我最羡慕的还是他们那种百家争鸣的热闹劲儿。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不断听到赞成或者反对的声音；在理论上曾经被基本肯定的东西，又可能被新的实践所推翻。如此反反复复，水涨船高，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心理治疗事业也得以长足发展。而我们呢，很少有人弄出点新东西，即使有人弄出来了，如湖南杨、张二教授的道家心理治疗理论，却欢呼的和挑毛病的都很稀少。人烟稀少或者人心淡漠到了架都吵不起来的程度，实在可悲可叹！

这是我第二次谈到“吵架”。我是一个好战分子吗？不是。我工作十二年来，几乎没有跟人红过脸。少纯说，他不认为目前有什么好争论的。我懂他的意思。打个比方说，我们是在一个大篓子里装着的可怜的几只思想的螃蟹，各只之间都有偌大的空间，互相敬而远之，当然不会有冲突。但是如若再放几十或者几百只螃蟹进去呢？恐怕想不打架都不行。那时候我说不准要呼吁和平共处了。让虚的上火，让上了火的拉拉肚子，这有点中医的味道。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的希望争论的想法是错误的。争与不争，也许均应顺其自然。

荣格和“他的”东方思想。

一般认为，荣格是西方心理治疗大师中受东方思想影响最深的。但是我最近重读了他的一些论著以后觉得，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也许我们应该说，荣格只是受了东方思想中与他本人的思想相近的东西的影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这样做的潜在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的正确性而利用了东方思想。

以上所说的荣格式的东方思想，指的是东方思想中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部分，如道教、佛教、易经等。但是东方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儒学而不是其他东西。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荣格是否在他的哪一本书中谈到过儒学。也许他根本没办法谈，因为儒学的思想与荣格的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荣格受东方思想的影响很深呢？

聪明睿智如荣格者，在对东方思想的理解上尚有如此片面之处，其他的凡夫俗子对东方文化有如此等等的误解，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如果我们对荣格有一点点失望的话，那我们对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东方思想的误解则可能表现为极大的愤怒了。那些来中国的西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一切表示惊讶。中国似乎应该是他们想像中的那样，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在这种情形下，而且在其他很多情形中，他们是主动的观察者，而我们是被观察的某种物体。我个人所经历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刚到武汉五天的搞血液研究的西方人来我们医院参观，在交谈中他说，他一到中国就觉得中国人有很多的性方面的问题。我问他有什么证据没有，他说他是凭的感觉。看到他那种自以为发现了某种真理的样子，我想与他争论的冲动完全被我的愤怒和鄙视所淹没。即使在事隔一年之后的今天，我也不屑于用我所学过的一些心理学知识来分析他这些看法背后的个人的变态的原因，甚至不想通过解释让如此愚昧无知之人变得聪慧一些，我只是想说，我们必须培养自己民族的和个体的主体意识，而不仅仅成为被别人观察的对象或者客体。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太在乎别人观察的某种结果。总有一天，当然最好是此时此刻，我们也作为主体来观察一下他们，并且也说说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另一个相关的感觉是，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和我们对中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西方人对中医的好奇心，跟我们对耍猴把戏或者各类奇巧淫计的好奇心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一些中医问题时，我总是只说一句话：I don’t know.我觉得说的越多，隔阂可能越深，我自己被看成怪物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谁认为我的感觉错了，请告诉我。

关于概念

有人说，心理治疗的操作性概念还很有限（所谓的话语空间狭窄），以至于不足以描述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包括病人心理的和治疗师心理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不知要有多少操作性概念或者要多宽的话语空间才足以描述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而从心理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来看，似乎再多的概念亦不足以将其精确地描述，更何况生产太多的专业概念，于同行之间的交流并非是好事。

还不如将心理学的专业术语进行一次非常专业化的处理，使心理学拥有跟一般语言同样宽广的话语空间，这一话语空间几乎是无限宽广的。这样做应该更利于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利于大众对心理治疗理论的接受。过于繁复的术语概念体系也是优秀临床治疗师无法推广他们的经验的重要原因。

在心理治疗领域，我们应该防止概念肢解了我们的思维，捆绑了我们的感受，限制了我们的情感，以及僵化了我们的行为。

古代中国是一个过度文明的社会，我所认为的过度文明的标志是：

1. 社会规则的数量和强度超过了它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2. 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超过个人作为人（仅仅作为一个社会适应良好的人而非圣人）而应具备的标准；

3. 个人会因为他在思想意识上符合某一些社会标准而得到物质上的奖赏；

4. 过多的人从事非生产性的工作。

如果用以上标准来套，中国古代社会无一不符合。这里我们也许不需一一论证。作为心理治疗者，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过度的社会文明给个人带来了何种幸福与灾难。从感觉上来说，我至少认为灾难多于幸福。

鲁迅曾经用他独特的犀利的风格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说“文化就是限定”。在很多情形下，文化和文明可以通用。根据这一定义，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过度限定的社会。这对个体人格的发展显然是“过度”不利的。把鲁迅的文化的定义推而广之，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医是限定的医学。想想中医里那么多的毫无根据的禁忌，就会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理解和体会

理解是在你疼痛的时候给你一粒止痛药，体会是陪着你一起疼痛，一起流泪；

15岁的时候读唐诗是理解，45岁读唐诗是体会；

理解万岁，而体会的生命犹如昙花，因为体会了太多就会累死；

我们理解了一个人，就为操纵这个人提供了前提，而我们体会了一个人，我们就会与这个人融为了一体；

与理解对应的功能器官是大脑，与体会对应的是整个身心；

理解像一把手术刀，把对象肢解开来，体会则把所有的部分连成整体；

理解是逻辑，体会是情感；

物理学需要的是理解，心理学需要的是体会。

自我分析的超越

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自我分析是必需的一个过程。在西方国家，自我分析的时间大约是六百到八百小时。绝大部分搞心理治疗的同行认为，缺乏有自我分析经历的心理治疗师是我国心理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我个人也持这种观点。但是，这一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而我们的患者不能等，心理治疗的事业不能等。我们应该也必须找到一种相当于自我分析，甚至可以替代自我分析的方法。

我曾经问过德国资深精神分析师、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班教员贝克教授：弗洛伊德也没有在别的治疗师那里做过自我分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大师，这是为什么呢？她回答说，弗洛伊德通过长时间不间断地分析自己的梦理解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达到了与在其他心理治疗那里做自我分析同样的效果。这一回答不仅很巧妙，而且也是事实。这个事实对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来说，几乎是乌云缝里透出的一丝希望的阳光，因为这一来，我们就至少有两种方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分析师了：一种是现在在各个国家通行的做自我分析的方法，另一种是像弗洛伊德一样分析自己的梦。后一种方法，想做的人都可以做，不必飞越千山万水、背井离乡，也不必付高昂的费用。当然心灵需要付出的艰辛很可能要稍大一些。盛晓春曾经记过几年时间的梦，听说写满了几个笔记本。至于他是否是用弗洛伊德的方式来解析梦，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第三种方法吗？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出来。最近我的女儿出生，使我终于想到了第三种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观察我的女儿的成长，并且与我自己的成长做反复的比较，使自己重新过一次童年，重新走一次人格成长的路。我坚信这会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好的方法的话。

更进一步说，如果对一个问题有了三种解决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找到更多的方法抱有信心。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定能够找到很多的自我分析的替代品。

道不远人，是我们要镌刻在我们潜意识之上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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